民航甘肃空管分局开展雷达外场换季巡检工作

[3] 对我国私法学过分侧重制度性研究的评述，参见王轶：《对中国民法学学术路向的初步思考——过分侧重制度性研究的缺陷及其克服》，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期。

构建正当司法价值体系的第一步，应是努力说服那些掌握司法制度变革决策权的领袖人物树立法律至上的基本观念。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为了拉近司法权力与公众的距离，淡化社会的不满情绪，提高司法权力运行的规范程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审判公开、旁听公开、判决书上网、提倡调解等。

行政化运作过程中的命令-服从模式秉承的理念并非法律至上，而是权力至上。既然构建谁的价值体系一事已基本清晰，那么，如何构建这一价值体系的逻辑顺序也已明确。这个意义上的法院与行政机关没有什么性质上的不同，都是同级权力机关的衍生机关，人员编制与任命都由同级党委或人大决定，运行经费也由同级行政机关控制下的财政部门拨付。缓解司法权力运行中的这一紧张局面，既要依靠制度的强硬，也必须对社会价值体系重新整理和构建。为了保全自身利益，法官裁判时，通常会向上级领导汇报案件进展情况、请示处理意见，会向权力机关或行政机关通报案情，司法权力运行的不规范情况时常出现。

[29]现行司法制度中蕴含的行政化思维，将法官驯化成了政治大局观念和权力的附庸。理论上来讲，对权力的监督越多，权力运行的规范程度就越高。诸如言谈的场所、现场的氛围、听众的数量、质量及立场、态度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具体的修辞效果。

一般情况下，调解活动有纠纷双方当事人和调解人三方人员参与。司法调解是在法官主持下，纠纷双方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妥善处置自己权益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当事人基于自己权益保护的需要，对事实经过的语言描述必然带有强烈的利己态度，努力影响调解人做出对己有利的判断。[6](p.126)如此一来，法院为当事人提供纠纷解决的途径，就不再仅限于审判一条途径，而是灵活扩展到了调解、指导、宣传等多种方式上。

两者相加，所得结果极有可能就是，法官为获得当事人对调解结果的顺利接受，有时会采取一些非正常的修辞策略。修辞者应当根据这些环境条件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采用不同的修辞方法，以求效果的最大化。

[②] 典型的调解导入话语如：我们今天的工作主要是了解一下事实，然后在法院主持之下，由你们双方来协商，怎么解决这个存在的纠纷。庭前的工作呢，是由我来负责，我叫×××，本院的代理审判员，担任今天记录的是书记员刘××。司法调解与修辞的结合，使法官既能够借助调解形式灵活贯彻国家法律政策层面的要求，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法院的社会治理功能。在调解中，任何参与者的语言活动都是权利（权力）行使的结果。

然后通过介绍自己和他人，让当事人熟悉本次调解的人文环境，营造一种亲和、可信的氛围，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拉近调解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但是，法官基于官员身份的说服教育活动，是与他作为中立调解人的角色相背离的，他必须借助高超的语言修辞技巧，使语言表达与其当时扮演的角色相适应，完成各项角色任务。一方面，以当事人自愿接受为基础的司法调解过程，本质上仍是通过当事人的平等商谈解决纠纷的。因此，法官掌握法律知识和调解、修辞技巧的业务能力高低，是影响能否有效解决纠纷的一方面因素。

这种方法对于熟人关系纠纷的解决，具有良好的效果。司法调解不像审判程序那样坚持严格依法办事，而是更为宽松地允许法官依据法律之外的人情事理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

[21]这些内容都拉近了司法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提高了法官、法院在民众心中的亲和性，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当务之急是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提升法官人格，确保每个法官都能秉承善意运用修辞调解纠纷，才能真正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二、司法调解中的法官修辞 司法调解中，法官具有身份上的多重性。[9] 从组织者和控制者的身份上来看，法官作为调解人只是为争端双方提供一个平等、自由协商的环境，便于他们能够就纠纷解决达成一致意见，法官形象基本是客观、中立的。传统修辞学坚持一种线性修辞模式，以修辞者为中心、听众只是被动的修辞作用体，修辞就是修辞者将自己的意图强加给听众的过程。对于人数众多、情势复杂的矛盾激化型纠纷，调解加修辞的纠纷解决方式更能显示它独有的效果。调解则是通过调解人的主持，借助只允许一方当事人讲述理由、另一方静待发言机会到来的方式，在当事人之间建立平等、有序、非争论性的交谈机制，缓解争论中的对立气氛，最大限度地体现调解的调和性特点。司法调解是在司法社会化理念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得以推广的。

[7](p.1-61)马锡五审判方式能够深入群众解决纠纷，能够有效贯彻共产党通过法律治理社会、巩固政权的方针政策，极大体现了党所提倡的司法为民理念，因而这一工作方式在当前社会转型、矛盾凸显的情形下，重新被重视。他一方面作为调解活动的组织者和过程的控制者居于中立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要努力促成纠纷的解决，扮演着积极的说服者和教育者的角色。

法官在司法调解中合理使用各种修辞方法，既能够有效说服当事人顺利接受调解结果，又能够有效执行法院的社会治理功能，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修辞本身就是对无法定论的问题做出最佳结论、为无法解决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为人类活动中在需要作出决定又无固定办法的关键时刻找到办法的方法、策略和研究原则。

根据自己的办案经验为当事人提供可参考的调解方案。但法官掌握调解和修辞技巧的能力，只是影响纠纷能否有效解决的一方面因素，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法官运用修辞调解纠纷的主观姿态。

作为调解过程的控制者，通常会以要求和命令式的话语主动发问或制止某一方不合理的语言表达，以实现对话题、节奏以及调解程序和秩序的有效控制。在英语中，修辞（rhetoric）指对有说服力的写作的研究。[8]法官之所以需要承担积极的说服教育任务，因为每一个纠纷当事人都会想当然地带着自己是正确的偏见，向调解人描述事件经过，而这通常又会受到对方当事人的极力否认。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司法调解的主体、时间、内容、期限、协议履行等问题都做出了细致的规定，突破了《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相关束缚性规定。

如法院通过社会化的普法宣传，让潜在的纠纷当事人了解法律，改变传统认识，防止纠纷的发生。所以，提倡通过司法调解途径解决纠纷，不仅不会削弱司法权威，反而有助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作为言辞说服艺术的调解，离不开修辞技巧的使用。任何语言在表达过程中都会融入说话者的身份、地位、权利（权力）等因素，语言表达的方式、语气、语态等方面与说话者的目的诉求紧密结合在一起。

通常情况下，纠纷发生之后当事人之间产生争论，一方责怪另一方，被指责一方会断然反驳，然后又是对方的再度反驳，如此反复，几乎所有的争论都呈现孩子争吵般的话轮模式。这不仅体现了当事人在司法程序中的主体地位，而且也是司法民主的一种体现。

劝说当事人理性看待纠纷，增进了解，减少对抗。经法官调解的纠纷，如果都能在合法的范围内做到合理解决，当事人多数会心悦诚服地接受调解结果，法官的公正形象就会树立，恒以久之，法官和法院的社会公信力就会提高。这就要求法官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必须以中立第三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不能偏向任何一方，否则会引起另一方的反对。然后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利用通俗易懂的日常用语阐述法律规定、道德事理，并结合当地权威人士的支持与配合，能够有效稳定当事人情绪，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22](p.66)在这种治疗型调解中，法官宜使用以情感人的修辞手法，多从心理上、思想上与当事人沟通，利用当事人容易接受的人情事理施以道德感化，说服他们转变态度、重建互信。一位叫张××，一位叫张××，还有一位叫陈××。

我国法院倡导司法为民、努力推行司法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很大程度上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政策的贯彻。而且，这一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

修辞方法之所以在司法调解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这与它们之间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特征是密不可分的。调解通常以纠纷解决的实质合理性为目的，最大限度地追求调解方案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接受的可能性，这容易诱导法官不严格遵守司法调解的程序性规定，使调解过程游离于法律程序之外，消弱法律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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